16.
莱昂在停车场追上了蔡斯，更准确地说，是直接挡在了那辆正在加速的红色越野车前面。车猛地刹住了，轮胎在水泥地上刮擦出尖利的声音。排气栅格离莱昂不过几厘米。
莱昂绕到副驾驶座，拉开车门，进去。蔡斯没有说话，固执地盯着挡风玻璃，假装没有留意到车里还有另一个人。车厢里唯一的声音来自引擎的低沉震动，车头对着餐厅的方向，透过那块油腻的落地玻璃，餐馆侍应花了好几分钟打量这辆车，随后钻到吧台后面，开始擦杯子。
“热那亚事件。”莱昂开口，停下，重新编排措辞，“这个故事你已经听过了，‘出卖西欧谍报网的叛徒海因斯，在和接头人索科洛夫逃往莫斯科途中被成功拦截，击毙在热那亚机场，避免了情报处七十年代最大的丑闻’，这是我为中情局写的第一份报告，普利斯科特把它改得谎话连篇，因为他‘不愿意看见斯特拉斯堡领事馆和中情局巴黎联络站沾上泥水’。他后来又删改了档案，销毁了会为他‘带来不便’的十几页，剩下的就是‘农场’告诉你们的版本。”
蔡斯没有说话。餐厅里，侍应放好擦干的玻璃杯，把电视调到新闻频道。过了一会，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侍应又瞄了一眼门外的红色越野车，快步走到吧台另一边，拿起电话听筒。
“安东·索科洛夫没有死，海因斯阻止了我。”莱昂对着挡风玻璃说，“海因斯不是叛徒，更没有逃到莫斯科的打算。他们两个从热那亚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后来有过几次搜捕，都不了了之，毕竟经费不是无限的，而且中情局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担心。我始终不理解他们，我不可能理解，我刚刚二十五岁，世界很直观，黑和白，铁幕的这边和那边，‘我们’和‘苏联’，直到布拉格，”他清了清喉咙，“直到玛塔。”
“从1979年开始，我们和军情六处开始秘密接触出国访问的苏联科学家，想从他们嘴里打探出关于生物武器的消息，这就是所谓的‘山雀’计划。非常困难，苏联人不允许他们的科学家出国，偶尔有几只鸟儿飞出来了，也会被克格勃‘监督员’寸步不离地看守着，即使没有，这些小鸟也不敢对我们唱歌。玛塔就是这样一个‘监督员’，她当时在反间组，负责对付不怀好意的资本主义水蛭。”莱昂笑了笑，“对付我。”
“玛塔‘监督’的两位病毒学家参加了1980年的日内瓦微生物学年度会议。她认得我，当然认得，我们都在布拉格的外交小圈子里，而且不久前她差点把我捅死在华沙街头；但我们都假装互不认识。酒店大堂里都是克格勃，或者收了克格勃贿赂的人，根本没办法逃脱监视。我什么都不能做，早上出门去湖边跑步，下午和日内瓦联络站的人在大堂酒吧里消磨时间——我们总是要靠窗的桌子，而苏联人总是选容易阻挡出口的地方，英国人有时候和我们一起，有时候在吧台。有一个下午——我忘了为什么了，也许是因为坐在旁边的某个使馆秘书抽烟太厉害——我决定到花园里走走。”
“玛塔也在那里，只有她一个，在树篱后面抽烟。那不是个适合待在户外的日子，十月份，阴天，很冷。我把我的外套脱下来给她，她接了过去，说谢谢。我回答，不用谢。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既不在使馆的玻璃罩里，也没有克格勃的眼线。风很大，我们看起来肯定都很狼狈，而且都在心里猜疑对方是不是来意不善。她问我是否抽烟，我说从不，她抽完烟，把外套还给我，回到酒店里去了。”
“我最终没有抓到哪怕一只山雀。”
“玛塔和我后来断断续续地在布拉格见面，开始是在公共场合，后来就不是了。我常常骑车到她的公寓去，带着花，像任何一个正在恋爱的白痴一样。说真的，我很擅长摆脱追踪，玛塔那些令人尊敬的同僚们一次也没有抓到我。不过好日子总是很短暂，对我们和国务院来说都是这样。我想我们是爱过对方的，至少当时是这样。”
“‘当时是这样’。”蔡斯重复道，“最后是什么出错了？”
“我也不清楚，可能因为爱情既不能促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也不能阻止克格勃的政治审查。”
“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让你明白我不是冷血蜥蜴。我知道凭感情行事是什么感觉，因为我也，我和玛塔也试过。”
“我还是会去找阿德里安的，而且这不是‘感情行事’。”
“我知道你会。”莱昂叹了口气，“你需要计划，还有帮助。”
“听起来你愿意提供这两样。”
“总有人要去制止哈迪。”
“你。”
“不，蔡斯，你。”莱昂回答，“作为交换，我会告诉你康韦尔先生在哪里，这听起来公平吗？”
“无意冒犯，酋长，你就是一条冷血蜥蜴。”
“谢谢。”警笛声从远处传来，莱昂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两辆迅速逼近的警车，“我们该走了，蔡斯探员，我想我们都猜到那位侍应刚才给谁打电话了。”
——
通缉令贴在柜台后面，黑白，用的是蔡斯的证件照，条纹衬衫，领带，西装，黑发整齐梳好。伯尼非常怀疑是否有人真的能靠这张照片认出现在的蔡斯。他移开目光，把一堆微波食品和啤酒垒到便利店收银台上，付了钱，穿过空荡荡的停车场走向自己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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