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与重臣们会选《妙法莲华经》作为礼物送给戒海是有理由的。
送给戒海的经书不能太长，长了显得李朝有意巴结东瀛贵族。也不能太短，短了显得李朝看不起戒海，没把对东瀛当成一回事。
送给戒海的经书还得有一定的来头，越是稀有珍贵越能显示其礼轻情意重的价值。
宝相寺有一套梵文所写的《妙法莲华经》。这套经书自舶来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可以说中原大陆乃至中原周边所有国家流传的《妙法莲华经》皆是脱胎于这一套《妙法莲华经》。东瀛的《妙法莲华经》当然也不例外。
翻译要做到百分之百的信达雅是很难的，译者的语言能力、艺术细胞都会左右翻译的精准程度。而每多翻译一次，原文的内容、含义乃至哲理、意境就会被稀释一次。客观的陈述尚且无法通过翻译进行完全原汁原味的呈现，何况佛理这种玄妙的哲学？
中原的大德高僧取回这套《妙法莲华经》已经是在数百年前，大德与同门还有弟子们一起译的经文就是后世流传的经文的雏形。在大德坐化之后，他的弟子、弟子的弟子乃至此后的中原沙门都在不断地研习经文，并以自己的理解、感悟去翻译经文。
不同高僧所译所解的经文无可避免地出现了内容上的差异。当从梵文译为汉语的经文再被译为胡语、东瀛语乃至方言，这种差异则会进一步地加大。
东瀛连文字都是起源于汉字，其拥有的佛学典籍说白了就是不知道中间转录过多少次的N手货。
可想而知作为祖宗级别的经书，宝相寺的《妙法莲华经》在戒海乃至整个东瀛沙门的心中会有如何与众不同的神圣地位。
舶来的《妙法莲华经》统共八卷，在卷数上也适合让戒海带回东瀛。
余下的问题在于这几百年间沙门佛寺以及经书都无法避免天灾人祸。李朝立朝之初，《妙法莲华经》仅余六卷。李朝安定后历代皇帝都曾命人修复这套《妙法莲华经》。
但由于中原大陆梵语人才缺失，各版本的《妙法莲华经》又都主张自己才是最正统的传承，修复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时至今日，宝相寺的《妙法莲华经》仍然只有七卷半。剩下那最后的半卷内容究竟该听谁的，中原沙门各持己见。
净摩罗从天竺而来，天竺距离佛法的发源国又极近，净摩罗自己就是悟道高僧，其地位非同一般。于中原沙门而言，净摩罗来李朝这一趟就像是上级到地方上来考察地方官员的政绩。
取来的经书没能好好保管，让其丢失损毁两卷已经是中原沙门之耻。迟迟不能修复这丢失的两卷经书的内容，更是在佐证李朝的无能。——不管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总之对于万事以面子为重的李朝人而言，无论是沙门还是朝廷都不愿意让净摩罗把“可耻”、“无能”几个词与李朝联系到一起。
对于宝相寺苏诗兰并不陌生。后宅女子闲来无事，又或是心中苦闷总归是想找个地方排解一下的。碍于男女大防，能让后宅女子排解苦闷、打发时间的地方也不多，尼庵与佛寺就是其中首选。
宝相寺就在京城近郊，因为由来已久，香火很旺。苏诗兰过往也经常与家中女眷来此礼佛上香。
住持与几位长老都是见过苏诗兰的。只不过在他们的眼中苏诗兰仅仅是“丞相嫡千金”这么一个平板的标签，要他们把苏诗兰与“代表李朝的书法家”这个身份联系到一起，他们一时半会儿还真没法做到。
苏诗兰也不恼。她早已明确过自己接下张远山给的任务后，自己需要面对的是什么。
当下苏诗兰就请沈路拿出一个木雕罗汉，跟着自己研了磨，以一支青竹羊毫沾了墨汁。
秋阳透过参天古木星星点点地洒落下来，沐浴在碎阳之中，苏诗兰举起手中的罗汉木雕，抬笔书写。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羊毫极细，落在木雕上墨色就如同纤细但充满韧劲的花纹一般绽放开来。苏诗兰写得那样迅速，那样顺滑又那样优美，看起来仿佛没有任何难度。不到一盏茶的功夫，罗汉木雕表面就细细密密地写上了完整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然而只要是对书道稍有研究的人就知道在木头上和宣纸上写字完全是两回事。更别说木雕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要想在有凹.凸的东西上留下优美的字迹，那可不是字写得好就能做得到的。
苏诗兰还不光是字好，她对空间的掌握能力非常出彩。她写出的字与字之间有着非常匀称的间隔。整个木雕上的字每一个都像是打从一开始就计算好了该是多大，该占据多少的空白，该与下一个字间隔多少才能最为好看。
但凡苏诗兰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时力道重上一分，速度慢上一点，她手里的羊毫就会在木雕上留下墨点甚至是大团的墨渍。对于自己的字迹有完全的掌控能力，对自己的下笔也有完全的自信，不迟疑、不怀疑，沉得住气又足够坦然，这种心性才是苏诗兰最强的地方。
写罢《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苏诗兰又换了一支半人高的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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