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泰下了车，抓起背包，抿着嘴对我微笑了一下。虽然他已经十七岁了，但在我眼里还像是个十岁的男孩儿一样。我好想再亲一亲他那奶油般柔滑的脸颊，不论过去多少年，就算他的脸上长出了皱纹，在一个母亲的唇间，那份像婴儿一样的娇嫩触感永不会消散。
“啊，凡泰，你这可爱的小男孩儿。”我说道。
“妈，我都十七岁了。”
“还不是一样。”说完，我便恢复了平常的冷静，止住了他匆匆的脚步：“听着，哈尔打电话来请了病假，所以我们现在有一大堆指纹需要进行比对。我需要你帮我准备好那件大学案子的泥土样本玻片。我可不想忙到大半夜再去收拾玻片。”
“好的，妈妈。”他答道。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轻轻地亲了一下我的脸颊，仿佛对于他来说，在活泼灿烂的少年时光中，帮助我做那些关于重案的科学分析才是他的主要任务。
假如我公司里的任何员工胆敢如此漫不经心地对待一起谋杀案的泥土样本，而且这起谋杀案还是发生在一所著名的常春藤联盟学校——小小地提示一下，这所学校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是一所名字以H打头的大学，那么，我一定会死死地盯着这个员工，直到他颤抖着道歉才肯罢休。不过，凡泰是不同的。凡泰有一种独特的才能，那是专属于他的装备。并非只有我这么认为，并非因为我是为他时刻揪心的母亲才这么认为。每一个见过他的人都知道，他能轻松地抓住你的心，就像一个极富魅力的领袖一样。有一回，他的小伙伴弗朗基跟我们一起去杂货店采购。当时，他们俩都是十岁上下。弗朗基在我和凡泰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地在口袋里塞了一根火枪手牌的糖果棒。当警报大作，一位商场保安在停车场拦住我们时，掌控局面的人不是我，而是凡泰。糖果棒掉在了柏油路面上，保安在大喊大叫，而弗朗基则大哭大闹，这时，凡泰站了出来。他捡起糖果棒，递给了保安，他既没有像孩子一样撒娇，也没有像少爷一样傲慢，他跟保安说话的方式，仿佛保安跟自己是完全平等的人。那个保安的名牌上写着：“托德·某某。”
“托德，真的非常抱歉。这是弗朗基，他是我的朋友，我和妈妈带他出来是为了让他散散心的。他奶奶昨晚刚去世了，我记得，火枪手牌的糖果是她的最爱，对不对？对吧，弗朗基？你是不是打算把这根糖果棒放进她的棺材里？”
这话从任何一个还没到青春期的小孩儿嘴里说出来，听上去都会像是装模作样的瞎扯。但是凡泰不同。虽然很难解释，但他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托德是他的毕生挚友，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就好像他尊重托德如同尊重自己一样。我觉得，凡泰传递给别人的感受就是平等，而这也是我从他身上学到的，因为我也常常研究他的待人技巧。平等的感觉会让人们放松乃至沦陷。按照我的理论，这种行为恰好迎合了人们的自尊心，一旦奏效，他们便会被凡泰的外表所深深吸引，从而得到更进一步的满足，毕竟有一个如此俊美的人竟然愿意拿出时间来跟他们对话。
最后，托德自己掏钱给弗朗基买下了那根糖果。
我从来没法像凡泰一样把这类事情圆满地处理好，凡泰就像圆环蛋糕上融化的巧克力一样，有完美的糖衣。
我有没有因为他说谎而生气呢？没有。生活中总会产生一些问题，也总有一些解决的方式。他只是在解决问题罢了。假如当时莱尼在场的话，身为我们的道德指南针，他也许会让我们选择另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不过，他当时不在，因此我们就选择了凡泰的解决方式。仅此而已。
那么，凡泰是否有些不够正直呢？我不这么想，但我始终在观察。而且我也确实有些担心。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孩子，但我还想进一步确认。
我和凡泰之间有许多只有我们才懂的玩笑，其中有两个玩笑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还有无数个玩笑是我们临时发明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总是充满了欢笑。从他还是个小宝宝时起，每天晚上在他睡觉之前，我都会坐在他的房间里给他读故事或者跟他聊天。我知道，莱尼总是会在隔壁的房间里把耳朵贴在墙上，悄悄地偷听我们母子之间的严肃谈话或者嘻嘻哈哈的笑声。这是我和莱尼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每当这种时候，我都觉得这是天使在用手抚摸着我的头。
其中一个我们常常会开的玩笑，就是在晚上读故事之前，我会随机设定一个时间来限制自己读多久，并且在口袋里放一个到点就会震动的计时器。比如，我会说：“今天，我要读21.5分钟。”一旦计时器开始振动，我就会立即停下来，夸张地假装自己非常守时，然后把书本合上。这样一来，就会不可避免地留下一个没有讲完的场景，或者一个没有展开的想法，甚至是一个读到半截的句子，而正在隔壁偷听的莱尼便会被吊起胃口，屏气凝神地静静等着。我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凡泰只有五岁，结果他哭了，因为他听得非常入迷，很想知道书里接下来的内容，他以为我真的要等到第二天晚上才会接着给他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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