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家在萨凡纳，从我被囚禁的第33天往前数大概八个月的时候，她曾坐飞机来到了新罕布什尔州。当时，我的父母去波士顿观看“百老汇在波士顿”的巡回演出了，我跟奶奶、莱尼一起待在家里，我们坐在有靠垫的高脚椅上，围在杂物桌前玩填字游戏。不用说，莱尼以碾压般的实力领先了七十分。我在心里计算了一下，继续玩下去毫无胜利的可能性。
“奶奶，咱们还是一起做软糖吃吧，这么玩下去根本没有意义。”我说，“我已经算过了，咱们根本赢不了，还不如趁早叫停。要不然，我们改玩国际象棋吧？莱尼对于战略类的游戏很不在行，咱们可以大赢一把，叫他溃不成军。”
“我看，你是说你能叫我跟莱尼溃不成军吧。”奶奶调侃道。
“好吧，如果你这么想，那我也没办法。”我说道。我已经为奶奶打开了大脑中的好感开关，于是，我无辜地瞪着大眼睛，朝她微微一笑。奶奶挑了挑眉毛，以她特有的方式对我眨了眨眼作为回应。我很喜欢奶奶的样子，她那布满皱纹的皮肤看上去非常柔软、洁白，与她那卷曲的白头发十分相称。对我来说，她就像一个清晰可见的精灵——是的，她就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快乐精灵。她的上身穿着印有黄绿色小花的红色衬衣，下身穿着一条红色的灯芯绒裙子，腰间系了一条粉红色的丝带，脚上蹬着一双木底红皮鞋，绑着紫色的鞋带。奶奶的头发和面容都白得闪闪发光，身上却如此鲜艳多彩，仿佛有一道彩虹包裹着她的灵魂一样。
奶奶是一个作家，她出版了一系列小有名气的犯罪小说。她的目标读者群体是跟她同龄的女性，那些上了年纪的太太们不是躺在湖边度假屋的安乐椅上度日，就是干脆住进了砖头砌的养老院。而奶奶跟自己作品的读者截然不同，她从不向年龄屈服：她一边写作，一边做些针线活儿，就这样辛勤地工作着。她来看我的时候，还给我做软糖吃呢。
在我被囚禁的第33天前八个月，奶奶来的那一天，刚好是我和莱尼上高三的第一天。那是十月中旬里的一个周五，天气热得有些反常。一阵晚间的微风穿过厨房里敞开的窗户，轻轻地吹进来，拂动了滑石水槽上方的拱形窗帘。烧水的茶壶发出了吱吱的声音，奶奶从高脚椅上下来，把炉子关上了。
“要知道，”她说，“莱尼跟我们并没有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是，他幸运地成了文学寄生虫的宿主，以前查尔斯·狄更斯身上就有这种寄生虫，现在鲍勃·迪伦身上也有。那是一种负担和压力，大多数普通人都无法掌控，但事实上，它也是一种卓越的能力。我多希望自己也能承受这种灿烂的痛苦呀！”
她用一块厚厚的防烫布把茶壶的把手包裹起来，而我则目光空洞地盯着莱尼——他说，这种眼神总是把他吓得不轻。
“丽莎，打住！”他边说边伸手到我面前打了个响指，仿佛要把困住我的魔咒打破。然而，我早已神游天际了。我的思维飘进了隐蔽的冥想里，大脑彻底开启了研究模式。
当奶奶从微生物学角度来谈莱尼的文学天赋时，我忽然灵光一现，迫不及待地想要探索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没有必要严肃地对待她这番友好的评价，也许她只是诙谐地开了个玩笑，这只不过是周末聊天中一个轻松的小插曲。也许我不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她的话是否真的有生物学价值——但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常常会有难以抑制的心态变化，结果我发现，在荷尔蒙的作用下，我陷入了一种在科学理论和肉体欲望之间挣扎的状态。没错，也许我希望自己也能感染莱尼身上的文学寄生虫吧。也许正是由于我产生了这种愿望，所以在跟莱尼缠绵时，我们的保护措施失败了：就是那天晚上，就在莱尼的车里，我怀上了这个孩子，我记得那之前我们刚吃掉了一整包奶奶做的软糖。其实，当时我脑子里百分之百想的都是微生物移植的问题，丝毫没去想什么排卵受精的事儿。在不可思议的科学幻想和无可争议的医学现实之间，我不小心迈错了一步，正是这一步让我屈服在了荷尔蒙的作用之下。我真痛恨青春期。
下一次生理期的时间到了又过了，我却没有用到卫生棉，于是我知道自己怀孕了。我下定决心，以后绝不会再让这种平庸的肉体欲望破坏规律的精确思维。我请求莱尼的原谅，并且对他保证我会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不会扰乱他的生活。那天，还是在厨房的杂物桌前，我们又一次坐在了有靠垫的高脚椅上。我把怀孕的消息告诉了他，并且跟他道了歉。当时我的父母都在工作，奶奶也回到萨凡纳了。当我提到我会独自承担责任时，情感丰富的莱尼突然热泪盈眶。
“绝对不行。”他说道。
“莱尼，别这样。这都是我的错。”
“不，这是我的错。我想要这个孩子。”
“你想要这个孩子？”
“嫁给我吧，丽莎。”
我迅速地考虑了一下我们在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要完成的事情，并且估算了一下时间。这时，茶壶里的水又开了，那吱吱的声音又一次宣示着我们人生中的一项重大改变。当我从高脚椅下来去关炉子时，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这个答案既诚实地符合了我的内心，又准确地符合了我对未来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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