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警官，我们卢·米切尔餐厅，是绝对不能容忍任何闲人在厨房鬼混的。明白吗？”他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我在质疑他一样。我赶紧点头表示赞同。
斯坦继续说道：“反正，第四天，我就在厨房后门等那个白痴。我拿着一张支票，告诉他不用再来了。那个浑球儿居然说要现金，说换不了支票。唉，我早就该想到了，对不对？我早就该想到他肯定是惹了事儿的，只能偷偷摸摸的，连银行都没法去。唉，我们这儿可容不下那种见不得光的人，警官。”
斯坦一只手拿着锅铲翻了翻煎饼，另一只手朝我无可奈何地挥了一下。
“我估计你们是想知道他的名字和其他相关信息吧。问题在于，我雇他时，没有完全走正常程序，这个决定是临时做的。所以，他并没有向我递交正式的入职申请。在前面柜台工作的琳达倒是让他填了一份工资报税单，以便给他开支票。你们可以让她帮忙找找，那个浑球儿自称‘罗恩·史密斯’,1991年3月时曾在这里工作过三天。不过，警官，那个浑球儿的真名肯定不是什么罗恩·史密斯，咱们都心知肚明，不是吗？”“我觉得你说得没错，斯坦。关于这个人，你还有什么能告诉我们的信息吗？他身上有文身吗？他有没有说过他家在哪儿，上过什么学校，类似的有用信息还有没有？”
“首先，他是个蠢货。其次，他就跟你屁股底下那个油桶一样，连句话都不说，培根也煎不好。第三，他是个超级大骗子。他既不跟我说话，也不跟别人说话，这混账东西根本就不与人交流，所以我实在想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了。对了，我想起来了，他是个特别守时的精神病。他早上5点到这儿，下午3点离开，完全卡着表，分秒不差。我跟琳达结算他的工资时才发现这一点，连续三天，他上下班的时间都十分准确。当我第一次在厨房后门见到他时，他特别提过这一点，说：‘我对时间很执着。每天我都会按时上班，但是到了换班的时间，我也得按时下班。你可以管这叫强迫症，叫什么都行，反正我一向准时。我必须如此。’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真是个怪胎。”
“斯坦，这个信息非常有用。你觉得，他会不会以前在部队上待过呢？”
“就那个蠢货？不可能！海军、陆军、空军，他哪个都不可能待过。绝不可能。我服过兵役，来这儿工作的很多小伙子也都是退伍军人，他们跟那个蠢货截然不同。而且，他根本不注意管理自己的身材。我认识很多当兵的人，虽然我们没有特地谈论过这个话题，但是看得出来，他们大部分人对身材都至少会稍加注意。可是这个蠢货，一看就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东西。我看他就是个疯子，像公鸡一样天天计算着时间，一有差错就要发狂。这是他的毛病，并不是因为当过兵。”
“斯坦……”我刚要开口说话，斯坦突然转过身来，激动地用锅铲指着我的脸。我向后靠了靠，避开了锅铲，可洛拉反而向前倾了倾身子。斯坦根本不理会她，对他来说，洛拉只不过就像厨房里的一只小苍蝇而已。他俩倒是挺般配的，如果洛拉当初也来做厨师之类的工作，说不定能跟斯坦凑成一对儿。
“真该死，警官，他可真是狗娘养的。我又记起了一件事。他特别容易紧张，跟人面对面的时候，他总是不停地眨巴眼睛。真的特别烦人。眨巴眼睛，加上对时间的固执，我敢肯定他就是有强迫症。”说到这儿，斯坦顿了顿，还冲我表演了一下疯狂眨眼的样子，“没错，我能想起来的就这些，没有别的了。”
听完这条新线索，洛拉把前倾的身子又站直了。我的大脑开始思考，要如何利用这条线索。我知道，洛拉也在思考要拿这条线索怎么办，她甚至在怀疑这条线索到底能不能用得上。正因如此，我也疑虑重重，洛拉的判断总是正确的，如果连她都觉得这条线索不好下手，那确实就很困难了。
我们跟前台的琳达一起在地下室里翻看了十个箱子之后，终于找到了“罗恩·史密斯”的工资报税单。我们把这份表格用传真发回总部，不出所料，档案专家很快就确认这份表格上的名字和社会保险号码都是假的。他们一看就知道这些信息是假的，甚至根本不用去数据库里搜索。他们说：“刘，你干了这么多年也该知道了吧，社会保险号码是不可能以99开头的，除非这个人是从爱达荷州塔拉马祖的某个童话小镇来的。”他们说这番话的模样我都能想象得出来，一群书呆子，坐在办公室黑暗的角落里，开着惨白的日光灯，正歪着鼻子得意扬扬地嘲笑我。
我和洛拉离开卢·米切尔餐厅，向芝加哥市中心走去。我们走在一座橙色雕花的拱形铁桥上，横穿了芝加哥河。桥下的河水闪烁着加勒比海的绿色，河中的渡轮和水上计程车乱作一团，但仔细看却又井井有条。桥上满是游客、律师和孩子，还有几个彻夜在爵士酒吧狂欢的人正踉踉跄跄地往家走，身穿黄色夹克的股票交易员成群结队地走在路上。虽然他们要去的地方不同，在路上却总能遇到彼此，就像弹珠机里的银色弹珠一样，虽然最终落下的位置不同，却常在途中碰面。我和洛拉慢慢地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到西尔斯大厦前面时，我们都停下脚步，陷入了沉思，各自想着今天早上案件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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